说到鼠疫，即是百年前市场发生的使欧洲人口大减的黑死病，然有肺鼠疫和腺鼠疫之分，腺鼠疫即以淋巴结肿大为主，年前的甲午年的春夏，在广东、香港发生了腺鼠疫，据相关记载有近十万人染疫而逝。那时候香港政府本来要禁绝中医参与治疗，后来中医人士申请和西医设擂台比赛，中医大胜。虽然现在鼠疫在全球得到了控制，西医也有相关的抗生素治疗，和一些先进有些的隔离措施。但是对一些新病毒，没有特效西药出现的时候，中医往往就可以辨证论治，比如此次疫情中医就立了大功。中医自古以来在治疗WEN疫上，有很好的经验，使得中医和中华民族延绵不绝，昌盛至今。
还是有些熟悉的感觉，有记载，年前的港粤鼠疫鼠疫大爆发时，中医被质疑，然后中西医举行了一场擂台赛，中医闪亮登场，势如破竹，获胜。《医学衷中参西录》转载了刘蔚楚《遇安斋证治丛录》中的一段医话，即年省港鼠疫大流行，当时引发的中医与西医的一段纷争擂台赛：
“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年)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以保存。”由此可见中医药在治疗19世纪末那场鼠疫中的贡献，中医的疗效胜过西医。
当然当年中医治鼠疫的中医中，还有疗效更高的，而且还是主要以经方为主，虽然那时候的很多时方温病方也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个名叫易巨荪的名医易发现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升麻鳖甲汤的加入，使得治愈率大幅度提高。而且病因病机和治疗案例在他《集思医案》这么书上有详细的记载：“甲午岁（年），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二月，终于六月。”（堂主注：农历二月到六月，就是甲午的二之气和三之气，甲午二之气，主气君火、客气厥阴风木、三之气，主客君相火，二之运客运少商火胜水复。主要是木火郁闭于内，厥阴木又主淋巴。那么有人问年甲午年为什么又没有发生鼠疫，因为我们还要考虑更大的大司天带来的影响，年大司天是风木，而年的大司天是金，金更收郁木火，还有更大轮回的皇极经世的元会运世的影响，年值的世卦又是天水讼，年卦为地火明夷，我们今年的年卦也是，去年的年卦是天雷无妄）
“凡疫疾初到，先死鼠。礼曰：是谓发天地之藏诸蛰皆死。是时虫蚁皆死，鼠穴居亦蛰之类。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覆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间里。疫症初起，即发热恶寒，呕逆眩晕，其似伤寒少阳病。惟发热如蒸笼，眩晕不能起，或目赤或红或黑，或吐虫或吐血，此其不同也。有先发核后发热者，有发热即发核者，有发热甚或病将终而后发核者，有始终不发核者。核之部位有在头顶者，有在胁腋者，有在少腹者，有在手足者。又有手指足趾起红气一条，上冲而发核者，见症不一。大约以先发核为轻，热核并发次之，热甚核发又次之，病将终发核，始终不发核为重。核之部位以在顶，在胁腋，在少腹为重，在手足为轻。经曰："入脏者死，出腑者愈。"脏，心肾也。在心则谵语，神昏直视；在肾则牙关紧闭，失音难治。腑，胃也。在胃虽谵语仍有清，时口渴，便闭，此病甚轻，白虎承气可治，即生草药亦能愈之。医者见其愈也，于是以不经之药，遍于路途，庸陋之方，登诸日报。甚至樵夫牧(竖)屯丁(龟)妪谬谓得古人按摩针灸之术，高车驷马，操司命之权矣。予恻然悯之。于是穷灵素论略千金之理，至金匮阴阳毒一症，见症虽未尽同而病源无异。方中以升麻为主，鳖甲当归甘草川椒雄黄次之阴毒去雄黄川椒。复读千金方，有岭南恶核，朝发暮死。病症与近患疫症无殊。其方有五香散，亦以仲师升麻鳖甲为主，而以香药佐之。因不禁恍然大悟曰："疫者，天地恶厉之气也。人感毒气或从口鼻入，或从皮毛入，其未入脏与腑之时，必在皮肤肌腠经络胸膈之间，亦当使之由外而出，故升麻一味为此病要药。仲师故用至六两之重，古之一两即今之三钱又分三服六两即今之六钱。"若先用苦寒攻下之药，何异闭门驱盗。即至入脏与腑仍可用升麻鳖甲汤，随症加入各药以收效。予与黎庇楼(留)、谭星缘二友再三商度，因升麻一味骇人闻见，改汤为散雄黄川椒间有不用，活人无算。吴太史秋舫、李君樵茂才，见予等全活甚多，与清平局绅朱秩生孝廉创办十全堂医局李受天孝廉办事尤力，延予与庇楼(留)主席。予生平有傲骨，向不肯就医席，吴李二公再三劝驾，遂允就席一月，每日到局一时之久不受诊金，明素志也。余则庇公司其职，应手奏效。实庇公之力居多，无庸枚举，谨将予所治各症择数条列后，俾知此方为治此症之确据，庶后有患此者，不至茫然无把握云尔。”
注：清代广州地区称鼠疫为核疫。
伤寒论：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二两当归一两蜀椒（炒去汗）一两甘草二两雄黄半两（研）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阴阳毒，五日可治疗、七日不可治，是一种打比方的说法，但是也说明了病要及时治疗，不然几日后很可能不治，这不正好与瘟疫的发病迅速很对应吗？所以很可能是说的一种受病毒感染的疫病。
升麻鳖甲汤，升麻当归鳖甲正好是入厥阴肝心包的，透出厥阴所郁之阴阳毒，而阴毒阳毒，历来大多理解不到位，此阴阳指的是里和表，毒多与郁火有关，火烈。阴毒，火毒郁在里（阴为里），故反去调温里之雄黄花椒等，阳毒，毒郁发于表为多，里反偏有些虚，故又用雄黄花椒等顾里。如此一说，是不是条文是不是如涣然冰释一般透解了？
且升麻鳖甲汤里的升麻其实并不至是可以升达，根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升麻有解百毒的功效，“味甘、平。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气、邪气、蛊毒。”仲景用升麻，如升麻鳖甲汤、麻黄升麻汤都是用于解毒的。现代的国医大师裘沛然也有用升麻解毒的经验。
注：广东、广西、福建历史上沿用的升麻品种为菊科植物麻花头的根部，学名Serratulachinensis。而本草学，《金匮要略》所用的升麻品种为毛茛科楠物大三叶升麻，又名九眼升麻。
所以我建议，可以用一般药店的升麻外，还可以网购“广东升麻”一起用比较好，当然事情紧急时候用一般的升麻就行了。
易老说的千金方中的五香散，我也查到了，果然有升麻鳖甲汤的成分。《千金翼方》“论曰∶凡恶核似射工，初得无定处，多恻恻然痛，时有不痛者，不痛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则杀人，是以宜早防之，此尤忌牛肉鸡猪鱼驴马等肉，初如粟或如麻子，在肉里而坚似，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即短气，取茱萸五合作末，水一升和之，绞取汁顿服之，以滓敷之，须臾更服此汁，令毒瓦斯散，不入腹，入腹则致祸，切慎之。
江南毒瓦斯恶核射工暴肿生疮，五香散方∶甲香熏六香青木香羚羊角丁香犀角鳖甲（炙）升麻乌莺黄芩黄柏黄连甘草（各四两）吴茱萸（三分）
上一十四味，捣筛为末，中射工毒及诸毒，皆水服方寸匕，日三，以鸡子白和涂肿上，干则易之，兼以水和少许洗肿上。（疑少一香。）”
易老的《集思医案》序例中说“一时疫治法，前人用人参败毒散、达原饮、防风通圣散等方，粤人患疫核，医者照法治之不效。予于时疫一证，将仲圣欲言未言之旨，尽为补出，再以孙真人毒核为证，诚大快事!”也就是说，那时候面对广东鼠疫，很多医生用了人参败毒散、达原饮、防风通圣散等方（是不是和我们今年新fei炎流行时很多
年，广州市民从南海神庙抬出铜鼓游行，祈求神灵驱除疫病。
或许是军国大事太重要了。这一年，在广州发生了有十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却很少在官方记录里被提及。
年广州疫况
年，广州天时不正，自春天起就陆续出现有瘟疫病人出现。一位中医医生回忆说：“今春瘟疫渐行，……三月疫气流行，触目皆是。”而西医医生内勒司(Niles)也在1月16日诊视了一个病人，患者高热，腹股沟部疼痛肿胀。从症状来看，正是后来确定的此次瘟疫元凶———鼠疫。
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记载，推论在明末时期中国已经有鼠疫大流行，当时称之为“疙瘩瘟”等。后来由于发现主要经由老鼠携带传播，于是将其命名为鼠疫。中国最早关于此病的医学专著是《治鼠疫法》，由广东吴川人吴存甫著于年。
年广州的疫情，显现于2、3月，暴虐于4月至6月。对广州市面的情况，《申报》有如下报道：
粤东保甲总局会办委员候补道陈厚斋观察籍隶皖江，宦游粤海，正当强壮之年。3月27日赴局办公，毫无疾病，回寓时沾染时疫，28日早起精神稍觉疲困，即饬人赴宪辕请假3天，藉资调养。不料陡然变症，神志昏迷，多方救治，药石无灵，延至是晚4鼓时，溘然长逝。(《申报》年5月16日)
某姓，家男妇八口，一日之内死至七人，祗存一女孩，不能出备棺衾，致尸骸纵横，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令代筹七人身后事，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贼允之，既由市返，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申报》年5月17日)
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运署最甚，南海县次之。刻下书差人役竟有迁避一空者。(《申报》年5月23日)
……一日早起，五人皆染时疫，势极沉重，延医诊治。惟二人应手而愈。三人则香消玉殒，返魂无术矣。……一时隶名娼籍者深恐传染，遂迁避一空。(《申报》年5月27日)
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申报》年7月9日)
当时参与第一线救治的广州中医易巨荪形容全城之惨状说：“甲午岁，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2月，终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覄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于闾里。”所称十万死亡人数为粤海关年报告采用。
与之相印证的是一位传教士Wales统计，在阴历3～6月间，广州城中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是全部死于鼠疫，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年，广州已经是中西医并存了。粤海关医院的规模每年接纳住院病人约人次，还有一个较大的门诊部。作医院，医院在瘟疫流行时负责接纳了部分从香港遣返广州的鼠疫患者，但是对于治疫也没有特效药。西医对瘟疫的治疗向来要先研究病原，鼠疫杆菌也正是在此次与广州同时发生鼠疫的香港被发现的。因此在疫病暴发之初尚缺乏认识，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另外，报纸报道：“西医教士风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心存恻隐，亟思有以补救之，爰制有辟疫香珠、香牌，遣人四处分送。”所谓辟疫香珠、香牌等，纯属宗教物品，对防疫无实质意义。
因此，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医家李钟钰记载：“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不过，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容易在实践中出成效。很快，医生们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还有从其它渠道探索获得成绩的，例如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江南杨粟山《伤寒瘟疫条辨》的治疗说：“今岁我粤，瘟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也有医家自出机杼，如名医梁龙章，因求之古书无良法可循，于是日夜推敲历代厉疫，创立了“易数运气方论”，治疫取得成功，受聘在各善堂、医院行医，“历年存活不下十万之多”。
中医的疗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粤海关税务司的法来格在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原，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在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医生梁镜泉在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淤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后来逐步总结经验，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的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甲午年中医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探索出有效治法，即使算上以后不断丰富成熟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相比之下，近代西医从年发现鼠疫杆菌到出现有效抗菌药物，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在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据谭次仲记载，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医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当，总之“治验之成绩，不如黎、谭远甚”。
呼唤城市公共卫生
可是，对于传染病来说，医治其实不是最佳策略。同样在年遭遇鼠疫袭击的近邻城市香港，死亡人数仅有多人，公共卫生管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两地死亡人数对比，突显了中国内地医疗卫生体制的落后。香港政府在发现瘟疫之时，采取了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集中隔离患病者，火化死者尸体，清洗发现瘟疫的区域等。这些工作，除了卫生人员外，还出动军队和警察来强制执行。这次鼠疫，促进了香港城市卫生的重大变革，使鼠疫危害逐渐消退。
而在广州，前面提到，很少看到官方关于年瘟疫的报告。翻检《德宗皇帝实录》，这一时期主要记录的是：朝廷上下都在准备10月份的慈禧大寿；在疫情正烈的4月份，广州知府张曾扬通过了上级的考察，获得上谕嘉奖；一支起义队伍被官军剿灭；5月12日任命了广东乡试考官……《大清会典》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但似乎只限于水旱灾荒，对疫灾并没有专门的规定。
《清实录》不载疫情，可能是官员们避免触慈禧祝寿的兴头而未上报，也可能上报了但未受重视。在瘟疫严重流行的广州，倒是不难看到地方官员忙碌的身影。
疫情发生之后，官府除疏散人员、加强监狱清洁外，还资助士绅开办养病施医所，印发治疫方药，然而这些措施都是被动式的补救，严格来说属于救济而不是防疫。广州之所以不能够像香港一样实施防疫，且不论有否防疫的意识和知识，就算有，也根本无建制可用。
以卫生而言，中医早就明白环境卫生与瘟疫的关系。吴存甫在《治鼠疫法》中提到预防措施说：“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但在瘟疫发生时，官府能够动员的组织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门的差役只能洒扫监狱而已，传统体制里根本没有市政卫生建制来负责街道清洁。在外国人看来，广州暴发瘟疫几乎是必然的事情，粤海关在～年度的10年报告中曾说：“轻重不同的传染病，不时在全省各地蔓延，但广州始终未被波及。广州本身一直对各种疾病有着惊人的免疫力。从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和环境来看，这是出人预料的。”这决非称赞，而是为广州感到侥幸。
而隔离和集中医疗措施等，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政府手里根本没有医疗卫生人员。广州市面开业医生虽多，都是民间自行运作，政府素来毫无管理。广州中医救治疫证完全出于职业道德，而当时畏疫而避的也不少，“粤省人心惶惶，路少行人。如悬壶医生，无法以治之，门前多贴乡旋，畏疫而避”。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广州就如同一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志士，无法阻止它的沦陷。
年之后的年，又是春天，SARS肆虐，再次重现了甲午之疫的恐慌。同样显现于2、3月，暴虐于4月至6月。从恐慌到混乱到有序，人类经受住了SARS的考验。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中医专家们，在抗击SARS的战争中，出人意外地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世界卫生组织事后统计，全球非典平均死亡率11%，香港和新加坡17%，中国内地为7%。广东由于中医药最先介入治疗，死亡率仅为3.7%，而且后遗症最少。在其后的全国“抗非”战役中，广州中医院在第一时间为全国“抗非”提供了中医药基本方案，在香港“抗非”前线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热烈称赞。
然而，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毕竟掩盖不了瘟疫的悲剧。如果说甲午之疫以惨酷的形式，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的话，那么年的SARS之役，人们惊觉，我国的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依然路途迢迢，而且这百年沉疴之中又多了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郑洪陆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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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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